December 24, 2025

已经过去的，一切都不能再重来；将要发生的，谁也不能阻止它到来。

书房窗外的阳光格外刺眼，街道两旁的国槐们逃脱了以往在春天被修剪的命运，疯狂地生长，与城市和人类争夺生存空间。就眼下而论，它们赢了。市政园林工人和其他人一样，不得不隔离在家以躲避令人恐惧的新冠病毒，好比困在笼子里的动物，对野蛮生长的树木们无可奈何。路上只留下严密防护的快递员和呼啸而过的救护车，红绿灯犹如虚设。阳光之下无新事，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惨淡，人们通过电脑和手机谈起黑死病、西班牙流感、霍乱，以及SARS。坐在狭小而安宁书房中，看着窗外那些日复一日却从未真正留心过的街景，阳光真好，仿佛回到少年时楼顶的画室。

母亲学校家属楼有六层，后来人们各自为阵，又在顶楼之上陆续违章建起一些小房子。家里在楼顶的小房子实际上是杂物间，祖父留下的一张大画案也空置在那里，久而久之就成了我的画室，随后父亲又为我添置了一个小画台和画架。那里没有人，能够长时间容纳我安静地涂抹。就算不画画，坐着发呆也好。画室单砖砌成，没有保暖，也没有空调，冬天冷，夏天热，不过透过南面小窗看到的景致却很好。前面是一条小河，河上架着一座唐代的三孔石桥，桥拱上有漂亮的浮雕，风化的兽和将军们在那里静默地呆了上千年。桥后面的远处是绵延的群山，夏天茂密葱郁，碧如水洗，冬天就变成略带蓝色的冷灰。中午的时候，阳光会照得山头上的白云透亮，傍晚的时候，则红霞连天，活像梵高的画，让人着魔。

上初中的时候，居然在小小县城的新华书店中找到一本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册，那是我第一次全面地看到梵高的画，50多块钱，以当时的标准来看，真够昂贵。回家求着父亲买，原因是我要成为梵高，没想到竟然比上次要6块钱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还来得容易。有那么几年，是在这本画册伴着“梵高梦”中度过的。最终没能成为梵高，很遗憾。大学改学了艺术史，明白了梵高只能有一个，时代使然，再也不会有人成为梵高。摇滚乐始终伴随漫长的学生时代。由于我听，一帮哥们儿也都着迷，中学晚自习时常常将随身听藏在课桌里，耳机线从内侧穿过衣袖，然后塞进耳朵，好像撑着脑袋在认真学习。从五六十年代的欧美老摇滚到中国新势力，教室之外，我们深深沉醉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我们是一群联系紧密，关系始终很好的朋友，一些是打小就认识，一些是初中开始同学。我们常被中学老师看作“团团伙伙”，可是哪有什么团伙，朋友不是本就应该如此吗？直到上了大学，新同学的成长和生活经验完全不同，才发现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就像大学同学中不少早已是情场高手，经验丰富，然而在我上的那个保守而封闭的中学，简直闻所未闻，他们讲出的故事让人瞠目结舌。慢慢开始明白，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其实都是偶然。已经过去太多年，早就应该束之高阁，蛛网尘封，然而忘记却是困难。

小学时听婷在讲台上讲故事；柏秋在后来成为我们英语老师的侯老师的婚礼上喝了太多可乐吐了；被美术老师鼓励参加绘画比赛说人生能有几回搏；初中时在瑜家聚餐谈起外星人入侵要保卫地球时群情激昂；“团团伙伙”委派我去安慰因考试作弊而哭泣不已的爽却反被骂了一顿；一次生日到河里玩儿，我和曦差点被突如其来的山洪冲跑；假期穿着农业银行和烟草公司的文化衫对阵乒乓球桌；勇泡妞要我们一堆人在后面跟着壮胆。慢慢有了后来，大学后失恋的我和勇绝望的躺在他书房的床上；邦毅长了肿瘤，声音颤抖地给我打电话；婷也生病了，但没吱声儿；军脑血管破裂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站起来。记得初一有次上生物课，杰说我们长大后要一起住在树屋上，但她去了米国再也不回来，而其他人也没成为猴子。

陈年旧事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四十年转瞬即逝，以至于还没有做好准备要去专门想想它们，就像母亲突然离开，死神却从未通知过我。母亲不在了，孩子们也日渐长高，体检报告上的一堆问题和注意事项提醒我，的确四十岁了，人生赛程过半，不要心存侥幸和幻想，身体已不再年轻，人生也没有了众多选项，到了要向回忆索取勇气的时候了。新冠流行和母亲病重几乎同时，让人寝食难安。妻的毫无责任感的无厘头时常让人心绪不宁，还有就职单位永不停歇、不知从哪冒出来纷争。唯有在孩子们熟睡的夜深将自己喝得酩酊大醉方可解脱。什么都不想，什么也想不了，难以振作。记忆每每涌上心头，无法磨灭。

母亲年轻时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分配到一个遥远的村校当老师。村子的名字很美，叫做“明镜”。就像她老家的村庄，外婆一直在那里，去世也在那里，名字叫做“乐园”。“乐园”真的是乐园。寒暑假时，母亲常常带我回乡省亲。通过一条清澈透底小河上的索桥，再爬上一会儿坡，穿过大片竹林，就到了外婆家。家门口有颗拐枣树，一条大黄狗总会在那里守着。河的一侧是渐变的河滩，另一侧则是陡峭的山崖。颜色碧绿，深不见底，河中心的位置有一块巨石突出。从小母亲就告诉我这条河里龙的传说，但我从未害怕过，反而很好奇，常常和表哥们去河里游泳。离外婆家不远的地方，有一片超大的森林。早上五六点天空刚蒙蒙亮时，可以去森林里捡蘑菇，直到八九点太阳升高，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冠，照得草地上叶影斑驳。父亲有时会折段儿嫩绿的树枝编个草环戴在我头上，我拿着小木棍儿戳来戳去，感觉像是游击队员。

那片森林是外婆的森林，她曾经照看年幼的我，那时我下决心以后要给她买一套崭新的军装和手枪作为礼物——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，是那时能够想象的最高礼遇。终究未能如愿，她在我高考那一年去世，就葬在“外婆的森林”。外公和外婆本都是农民，解放以后，外婆成为了妇女代表。油画家赵友萍曾经画过一张藏族妇女代表，很是风光。不知道外婆年轻时是如何，但她始终很好保留着许多毛主席像和徽章。外公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，连父亲也没见过。在外婆一个人的努力下，大舅到三亚海军服役，二舅在洛阳当上了炮兵，排行老四的母亲则上了师范学校。作为老大的姨妈早早嫁人，命运多舛，在我小学一年级时患癌去世。姨妈真的是一个慈祥和体贴的人，即便是她外出就医期间也不忘给我买入学书包。作为老幺的小舅只比姨妈家的大表哥年长5岁，各种不靠谱。有一次甚至听见他对父亲说诸葛亮真身葬在外婆的森林，难道不知道父亲是学历史的？外婆拉扯五个孩子长大太不不容易了，除了家里的事，外婆还爱管外面的事儿，别人也乐于让她管。她总是受人尊重，是那个小小乐园中的天使。

我出生以后一直有一位我得叫“祖祖”，但并非血亲的长辈来照顾我。在土话里，“祖祖”是曾祖母的意思，她非常老了，但身体仍然不错，常常背着我，在学校里到处溜达，在她的背上，总是觉得安全。有时她也会带着我去离学校不远的农村家里住住，不过有一次父亲不放心，偷偷跟去，发现我独自在屋前的土地上乱爬，糊了一身泥，脸上分不清眼鼻，于是从那以后就再没去过“祖祖”家住。可能她真的实在太老，后来就被辞退了，但我还时不时去她那里玩玩儿。最有趣的是曾经见过一次母牛生小牛，大受震撼。刚落地的小牛瘦得不行，全身皱巴巴、湿淋淋的，但在干草堆里挣扎没一会就站立起来，踉踉跄跄开始行走，生命就是如此顽强。然而，很多年以后听说，“祖祖”跟某个儿媳关系不好，上吊自杀了，令人震惊，也令人悲痛。

父亲1949年生，是共和国同龄人，听起来慷慨激昂，但他这一代人其实并不幸运。长身体的年龄遇上所谓自然灾害的人为饥荒，学知识的年龄遇上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。作为“老三届”，整整十年，他是作为“知识青年”在“上山下乡”中度过的。住在牛棚一墙之隔、摇摇欲坠的破屋中，干着村里最苦的农活。即便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仍因为爷爷未能及时平反而每每在高考中因“政治审查”不能通过而被取消录取资格。不幸中的万幸是，在爷爷平反的第二年，父亲终于被录取，专业是历史学。我想，上大学的父亲，或许能够多少弥补一些青春的遗憾吧。他的兴趣是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一段简短而复杂的时代。无论是童年时的阅读，还是成年后的研究，父亲都深刻地影响了我。父亲对我不但很上心，而且很温柔。据说三岁以前的记忆都会被大脑自行抹除，因为不利于此后的成长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仍有一些甚至一岁的记忆碎片残留在我的脑中。

父亲去成都上大学后，不能照顾家庭，母亲每天都有课，实在脱不开身时就把我放在教室里一起上课。学生们总是睁大眼睛好奇地盯着我，每天都给我带来好吃的东西，有时为了争着背我还大打出手。对作为班主任的母亲而言，这大概很难处理吧。终究不是办法，因此，我被祖父母接回了县城老宅。房子在南河一沿，砖木结构，和领居家共用的墙壁有的还是木板做成，二楼的地板也都是木质的，真够古老。一跺脚全是灰，清朝的灰。那个地方叫做“较场坝”，是从前军队驻扎和训练的地方，祖上们一直都在那里生活。沿着连接环城路的长梯下来，半条街曾经都是盛家的祖产，据说那里以前还有家里的木厂和盐厂。到我出生时，房子差不多早就卖光了，只剩下一进六间，前三间是爷爷奶奶居住，中新隔一门，后三间将后门改作前门，供大奶奶家居住，仿佛《项脊轩志》中记述的那样。如今，它们都因三峡工程坠入湖底，再也不能寻到任何蛛丝马迹。

族里我这一辈，我是唯一的男孩儿，其他不是姐姐就是妹妹，因此，长辈们总有意跟我讲过去的事儿。爷爷那一辈正好相反，没有一个女孩，五兄弟中，大哥是祖产的最后管理者，二哥和三哥参加了国军，四哥和排行老五的爷爷加入了共产党。二爷爷是东北军，而他的妻子岩手久子是日本人，曾祖父曾经给她取过一个中国名字盛严珍。解放以后，二爷爷所属部队被派往修筑青藏路，不幸长眠在那里，妻子则带着孩子回了日本。后来父辈曾多方寻找，未果。三爷爷在国防部二厅从事秘密工作，爷爷也干地下工作，但所属不同。爷爷曾因叛徒出卖被捕，在送往渣滓洞之前通过二哥和同志们两方面的努力被营救，像是抗日神剧中的传奇。三爷爷解放后未渡海，而是在主动缴械后返乡，但因供职单位特殊，终未能避免一声枪响，是大奶奶去河边收的尸，用一床破凉席裹了回来。解放时四爷爷属二野，后来随部队定居在泸州，那是一支川军，司令刘伯承也是同县老乡，故居离我家不过半小时车程，小学时曾多次去刘帅故居和纪念馆接受过革命教育。

二爷爷和三爷爷从未见过，大爷爷和四爷爷也只见过照片，大概拍摄于50年代中期，那时大爷爷仍健在，四爷爷则是解放后第一次返乡。照片上有些人我从未见过，另一些我熟悉的则是陌生的年轻或年幼形象。父亲不过五六岁，姑妈则只有两三岁，二叔和小叔都还未出生。爷爷和奶奶很清瘦，看上去非常年轻，和我记忆中年老的他们完全不同。爷爷年轻时在国军监狱中受过刑，坐过“老虎凳”，被从鼻子里灌过辣椒水儿，后来身体一直不好，哮喘得厉害，所以通常是奶奶照顾我。那时我很调皮，印象很深的是不爱吃饭，奶奶端着碗喂饭，我飞快的逃离饭桌，奔出大门，穿过青石板路的小街，爬上领居家的楼梯，躲到天台上。那里经常晾晒着干豇豆、榨茄子等各种咸菜，奶奶在我背后气喘吁吁的追着，真够淘气。家里的木板二楼也是我喜爱的地方，大人们不常去，因此我可以很安静地独自呆在那里，翻箱倒柜，寻觅宝贝，而且总能发现一些极具年代感的神奇的玩意儿。

由于祖房沿街，我不时蹲坐在门口望着来来往往的人们，如果远远听见叫卖凉面或豆腐脑，就立即跑进屋叫奶奶。那些挑在担子中的美食，味道仍在舌尖，但再也不能品尝到。房子外面的墙角有一个个小世界。蚂蚁非常多，多到站着都能看到它们排成行搬运食物。顺着长长的队伍，就能找到蚁巢。用藿香正气水的塑料小瓶装满水，喷进入口，“住房”全毁，蚂蚁们顺着“河流”飘荡。发现落单的蚂蚁，就用手指蘸水，绕着它划个圈儿。困在其中的蚂蚁不知所措，四处乱撞，却始终无法突围。墙角有时会有一种独特的小土堆，顶部是一个漏斗状的凹陷，看起来就像一座微缩火山。发现这种土堆会让我非常兴奋，因为知道里面会有一只奇怪的小虫子。将它抓出来放在地面，大喊“退，退，退……”，它就真的会不断倒退。大一些才知道，它是蚂蚁的天敌，学名叫做蚁狮，如果不大喊“退”，实际上也会自行倒退。

一到年龄，我就被送到城关幼儿园，父亲小时候也在那里待过。父亲50年代初的幼儿园通知书上写道，手不能绕过头顶触摸另一侧耳朵，怀疑发育是否良好。60多年后，父亲仍清晰记得，令人唏嘘。我和小朋友们都有一个专用水壶，右侧胸前标配挂着别针固定的三折或四折手绢，用来擦嘴和鼻子，伸手可取，但又不会丢失。从家出发，沿着小街走，一边是绵延的低矮民居，一边是缓流的南河，穿过环城路、大南街和一条叫做东渠河的大街，就到了。三岁就独自上学，如果放在今天，简直无法想象。幼儿园里有水泥砌成的大象滑梯，尾部是上行的步梯，鼻子是向下的滑道，最喜欢倒躺在象鼻滑梯上静静地看着树木和天空，或者蜷在象身中心横开的圆洞里窥视外面的一切，仿佛时空停滞。此外，幼儿园还有一个黄色的铁制大转盘，上面有一圈环形排列的座椅，一些小朋友坐在上面，另一些则在下面合力转动。坐在上面自然很享受，但转动轮盘小朋友的乐趣则是尽量让它速度快起来，最好是上面有人惊叫，便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。

前些年在京城一个阿姨处吃饭，遇到一位大姐，非常精准地认出我，并且告诉我，我和他弟弟是幼儿园同学，他家爷爷和我家爷爷还是旧识。那时我不过三岁，早就已经忘记，而且也不记得其他任何一个小朋友了。如今每天早上送多多到幼儿园门口时，总会想起儿时同样的美好。多多超喜欢幼儿园，走进学校大门，回头看一眼，然后高兴地飞快跑进去。多多真是乖巧而有感情的孩子。时光倒流，那时的我肯定不如多多，是个不听话的孩子，调皮两个字必然大写在我脸上。有一次去爷爷奶奶朋友家作客，我跑到了主人家诺大院落的某个房间的角落里站着睡着了。大人们以为走失被拐卖，很惊慌，还报了警，结果我睡醒后又自行出现，虚惊一场。打那以后，每次外出吃饭，爷爷奶奶总会将我夹在中间，否则，一溜烟儿跑了，肯定又会“失踪”。

爷爷虽然离休，但那会儿似乎还挺忙，除了和老朋友们创办一所私立中学，还时常去老干部局的画室里写写画画。我也很喜欢跟着去老干局，门口停着乳白色的伏尔加牌轿车和绿色的老式军用越野车。里面有特别宽的操场，跑起来很舒服。逢年过节还有晚会表演可以看，很多零食可以吃。似乎景致也不错，鱼池里有大大小小、各种各样漂亮的鱼儿，畅快地在假山和荷叶间穿行。每到过年，全家几乎都有在那里的合影。在家的时候，爷爷有时也一边用收录机放着京剧，一边写书法，我立在一边，不时帮着用小勺给快干的砚台里添点温水。家里还有渔具，但我从未见过爷爷带回过鱼来，鱼总是他的好朋友傅爷爷钓到的，想来爷爷钓鱼的技术恐怕很一般。
还没等到父亲毕业，我又被母亲接回学校住，这次换成外婆照顾我，不省心的我干了很多让她头疼的事儿。那会儿年龄大点儿了，央求奶奶花一块钱给买了一副小孩儿的塑料太阳镜，自觉很酷。这玩意儿是改革开放的新产物，戴着那副眼镜，我常常领着一帮同为学校子弟的小朋友在院墙内闯荡。认同来得并不难，一个原因是要胆儿大，比如爬树要挑战难爬的树，得爬得高，得敢放手，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些父亲从成都带回来的新鲜玩具，愿意跟他们分享。不过，子弟们并不都在一个年龄层，比我们年长的自然占据生态高位，在他们面前，得学会认怂。我家对面的哥哥比我年长不少，我管他叫“师傅”，尽管她母亲和我母亲经常发生矛盾，甚至公开争吵，但我仍得到他不少照顾。

家乡和北京最大的不同是家乡水多，而北京天干，在这里生活的二十年中，我甚至从未买过伞，令人难以置信。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对比，时常想起家乡的雨，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，下起来没完。对于小孩儿来说，感受与成人也大为不同。由于个儿矮，总觉得地面上的水洼更近更亲切，雨点不断打进水面，泛起一阵涟漪。雨停之后，水洼仍在，用小棍儿敲敲或者拿小石子儿扔进去，波光粼粼，很有意思。而房檐上连成串的水珠坠落，则让人感觉真高真远，几乎和天空没有区别。父亲大学毕业后仍返回这所高中任教。他带回来一个不用充气的硬质聚乙烯泡沫游泳圈，很快成为我炫耀的资本，因为别人的都需要呼噜呼噜使劲儿吹气儿。夏天傍晚，父母几乎每天都会带着我去不远处的河边游泳，那时的河水非常清澈，味道也很好，让人怀念，它们全都躲在记忆的深处。

母亲在我六岁时终于调动工作回到城里，原因是她不想让我在一个村镇学校上学。没有更合适的普通学校，母亲调到聋哑学校任教，从此开始了她的特教生涯。想必最初的职业培训和转型一定很困难。住在学校家属区，常常和母亲的学生们一块儿玩儿，但我从没觉得聋哑人是一群生理上有缺陷，与社会隔绝的人。但遗憾的是，他们的确就是。母亲说聋哑人的一部分感官缺陷会被另一部分感官优势所补偿，或许有一定道理，因为这些学生的视觉和观察能力极强。因此，他们有时会偷偷跑出去盗窃，利用普通人对聋哑人的漠视、同情或者新奇感，屡屡得手。实际上偷的那些东西并不都是自己需要的，我一直觉得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会获得认同感和成就感。但学生们从不偷老师家的东西——他们也有他们的原则和伦理，尽管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看，他们不仅残疾，而且还是小偷。

结果常常是，作为班主任的母亲不得不去公安局把他们领回来。在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，有时会离校出走，母亲又不得不带着手电满城找人。这真是一份费心费力的工作，但我想她一直干得很好，毕业的学生也都很尊敬她，有时还会回来看望她。这些聋哑学生并非是社会的异端，他们有自己的感情，也有自己的价值观。我上中学后，学校领导将教学区和学生生活区用一整圈高高的铁栅栏围起来，隔离在教职工居住区之外，让我感觉很不舒服。后来读到福柯的《疯人史》，总是会想起这些事儿。“疯子”是谁？他们是一群包括妓女、罪犯、流浪汉、麻风病人等在内的边缘人群，并非都有精神疾病。他们之所以成为“疯子”，被关押，被驱逐，是因为其所思所想、所作所为在社会规范和良民准则之外。“疯子”如此，“聋哑人”何尝不是如此？大概正是如此，《飞越疯人院》才会成为经典。

仔细想想，或许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是有问题的人，只不过一些人能够接受社会的规训，将自己隐藏起来，而另一些人很偶然地突破了那个底线，从此在额头烙上标签，不允许再回头，就像《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。大概小时候我是一个敏感的孩子，印象特别深的是打小喜欢躲在家里某个角落看书，即便是家里没有人，也喜欢被四面包围的感觉，似乎很安全。家里书不少，主要是父亲的历史书，还有一些经典小说。印象最深的是《火药的发明与西传》《二战史》《基督山伯爵》，还有父亲订阅的历史类杂志。有一次在一本杂志上看到“三顾茅庐”的故事，说并非如演义中所说的那样，而是诸葛亮自己投靠上门。刘备编瞎话，目的是为了让军民臣服。又说关羽的武器也并非如此，那时根本没有青龙偃月刀。偃月刀宋时才有，且因太重而多用于仪仗。三国流行的是刀是仆刀，长刀很罕见，最长也不过及腰。这或许是我对“历史”产生怀疑的最早记忆。

小学时家所属片区还时常限电停电，因此常备有蜡烛和煤油灯。晚上，母亲总会陪着我写作业，停电的时候点上，她就在旁边不断驱赶扑灯的蚊子和飞蛾，我那时想，这些虫子真够蠢，明知会只身赴死也在所不惜？但原因或许是它们被迷人的光明所吸引，待到发现美丽之下潜藏的危险本质时，为时已晚。家离学校很远，在不会骑自行车的低年级，母亲每天一大早步行送我去学校，路上教我唱些儿歌和革命歌曲，然后再步行回她的学校给学生们上课。我念的小学操场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黄桷树。这种树相当奇怪，不在秋冬落叶，而是在被种下的“生日”落叶。黄桷树在重庆极为常见，但为什么非得是这种树呢？不能像成都种榕树或者北京种槐树？在学校里，我简直过得浑浑噩噩。在一年级的第一天，没上过学前班的我完全懵掉，为什么就被规定坐在一个方阵中不准动，听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？后来也屡屡产生过类似的困惑，也许，我大概是首先需要明白“原理”。

因为没太明白“上学”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要“上学”，“上学”的目标是什么？成绩也都稀松平常。认真学的时候，期末能排上前几名，不认真的时候，也考过倒数，可能父母那时都很抓狂。现在想起来，学习压力应该挺大。同年级四个班，我们班是实验班，要学习两套不同的教材，实验教材很难，但普通教材上的作业也必须完成。之所以到了这个班，是因为我有两位姑妈都在这所学校任教，她们大概都希望我未来成为她们心目中那种学有所成的好孩子，因此必须起点高一些。她们对我的一些同学也熟悉，很多年以后，大姑妈还问起，你们班当时有一个挺厉害的同学叫做婷，现在如何了？小姑妈是爽的班主任，那会儿常把她的作文当范文给我看，后来也问起过她好多次。邦毅则从来没人问起过，有些令人不可思议，因为他虽然很奇怪，但却很突出。柏秋是小学时相处最多的同学，因为我们家很近，常常一起上学和放学，连他那时暗恋的女生我都记得，名字是琳。

与学习相比，还是学校的日常生活更让人怀念。儿童节学校会组织同学们表演，每个班级都会派出代表，通常是舞蹈、合唱、朗诵，记忆中常见的伴乐主题则是歌颂新中国、共产党，还有雷锋和赖宁。有一年，表演中多了一个怪异的项目，比赛切菜和钉扣子，同等数量看谁快。这俩活儿被班长婷派给了我，结果在家练了好长时间。直到现在，做饭的刀工都还不错。六年过得很慢，每学期都很长。漫长的日子是在盼望寒暑假、周末、节日、春秋游和运动会中度过的。其中，春秋游又是最吸引人的事。记忆有时很奇怪，如果要找一件与春游相关、印象最深的事，却是一位并不那么要好的同学，名字是何了了。春游当天早上在学校集合，但他在尚未出发前就已经将携带的午餐全部吃完，老师对他大发雷霆。第二年，他在河里游泳淹死了。尽管我们并不要好，但他爷爷与我爷爷是旧识，他父亲与我父亲也很熟悉。在经历丧子之痛后，他父亲又在海南第一次房地产危机中投资失败，负债累累。

县里只有唯一一所省级重点中学，初中和高中都有，这里是升学的首选。我们初中同班的五十多位同学中，有近三十位都是小学同班同学，以至于刚刚开学时有一种幻觉，觉得自己并未升学，只不过同学们的座次有所调整而已。不过实际上，一切都变了。班里有来自两个不同小学的“大领导”，婷是我们三校的大队长，而杰则是五校的大队长。同样都肩扛三道杠的她们在初一就开始了或明或暗的较量，然而最后不知为何化干戈为玉帛，竟成了朋友。与小学相比，初中反而过得惬意多了，主要原因是不怎么学习。德国人发明的这种集体教育，真应该和纳粹一样被审判和枪毙。好在人都有天性，上课常常是在聊天中过去的，尤其是临近的同桌或前后排，简直成了闲聊大会，隔得远的则通过递小纸条的人肉短信模式聊着。年龄渐长，课余也少了很多家长和老师的管束，发明了无数娱乐项目。

假期的不少时间花在邦毅家捣鼓电子元件和小电器，他跟我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不仅同校，还同班，甚至同排。小学时，邦毅冬天必定戴一顶明黄色的尖顶毛线帽，顶端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同色绒球。邦毅思维和行为都异于常人，不过，我一直没想明白他家为何会有那么多电子元件。此外就是老式双人电子游戏，最喜欢的是《赤影战士》《魂斗罗》《沙罗曼蛇》和《坦克大战》，全是通关游戏，我们都从第一关打到了最后一关。学习上唯一的例外是初二的历史课。在母亲带着我回城几年后，父亲也调动工作到了母亲学校一墙之隔的中学。初二第一节历史课铃声响起，父亲走上我们班的讲台，我瞬间不会走路说话，因为他之前完全没跟我说过。以至于上课时，连眼睛都不敢眨。期末考试，别的科目都不重要了，历史课却必争第一，否则，不知回家该如何面对。

学习成绩平平，课外的闲书倒是一直都喜欢。中学有一个图书馆，在实验楼顶层的角落处，很隐蔽，而且不是每天都开放。后来发现，在这所学校同学六年的很多同学，直到毕业都不知道学校还有一个图书馆。我常去那里借书或者连借带偷，最喜欢的是《凡尔纳全集》和《福尔摩斯全集》，后来又迷上了金镛。用父亲的话说，就像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一样，这些书都是少年人看起来“提劲儿”的书，同样的还有《基督山伯爵》，快意恩仇。例外的是从爽那里借来的三毛的书，男生们都不看，但我却觉得很吸引人，估计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异邦的奇妙故事，很写实，很细腻，但也同样“提劲儿”。相比之下，杰借给的张爱玲就不那么够味了。初三的历史课老师换成了父亲曾经的一位学生，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，有一节课开始没多久，他就严重跑题到金镛的《侠客行》，下课铃声响起，同学们竟然没有一哄而散，而是齐刷刷安静听着，颇为神奇。

父亲的书都在书架上，偶然一次发现书桌上锁的抽屉里还有一本。趁父母不在的时候，打开找出来，书名叫做《欢喜冤家》，作者“西湖渔隐人”，翻了翻，不大懂，遂又完好放回去，很是可笑。再后来看到《百年孤独》时，有一种猛然拨云见日之感，即便读了多遍，仍觉荡气回肠。这本书最早是婷推荐，结果后来她说自己小学只看过微缩版，遂从我这里借走，再未归还。于是我又买了一本，又被人借走，同样一去不返。后来我又买了一本，再也不借。书里有着许多与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对于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而言，让人着迷。老祖母也好，奥雷连诺也好，雷贝卡也好，都是如此，真是一个魔幻的世界。更大一些的时候，又发现，其实那个世界与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相同，也许现实比小说还要魔幻许多，就如王尔德说的那样，“生活模仿艺术，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”。那时，家里规定晚上9点前要上床，没时间看闲书，我的对策是准备好手电在被子里看，结果就是戴上了近视眼镜。

书在哪个时代都有，审查在哪个时代也都有。不久前，一份报纸因为将头版头条大标题“不忘初心”印成了“永忘初心”，主编被就地免职，北京一顿整治，同样作为主编的我如履薄冰。然而，在我成长的年代，一切都更宽松一些，那个时代被叫做“改革开放”。然而，与上一代人相比，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是书，而是电视。那时比我更大一些的青年们多半着迷于《平凡的世界》或者《废都》，但我却将大把的时间花在电视里。不过，这跟我的孩子们也不同，因为，在他们看来，电视是一个薄薄的，可以连接互联网的“大屏幕”，而不是一个神奇的三维“黑盒子”。记忆里，对电视的最初印象似乎是广告。“燕舞”牌收录机，那歌儿现在还会唱。估计原因是那时广告数量少，但又时常播放；“羊羊羊”一般的暴力重复让人永远记住了它们，即便是那些产品和厂家都早已不复存在；“夜莺”牌卷帘门，伴乐是贝多芬的《致爱丽丝》，总是在一天节目结束后播放。后来不少商场关门前也都放这首曲子，以致于每次在此外的场景听到，总会产生一种结束感，立马困得不行；还有“八一”牌床垫，广告的主角是穆铁柱，他是那时中国男篮的顶梁柱。当时感觉这人真高，床怎们能容下。

就像互联网带来了远比电视丰富的信息一样，电视在这方面远远超出了死板的书籍。男生都爱看“足球之夜”，此外，我最常看的是“动物世界”“世界各地”和“祖国各地”，还有各种外国老电影。最惬意的是夏天坐在地板上，喝着冰镇饮料，坐在地板上背靠沙发看“世界各地”。伴着古典配乐，通过央视化的解说，了解这个世界不同地方的社会、文化、风俗和历史。今天也许会觉得那些标准“CCTV”的镜头和解说太过于死板，但对于一个那时渴望了解新鲜事物的少年而言，却是一种极大的满足。用今天的话说，那里有“诗和远方”，令人神往。周末或假期，不时和曦一起骑车去郊区，很慢、很远，一边儿骑，一边儿聊着无关痛痒，却对十几岁少年很重要的事情和感想。就算没有动人的异国情调，路边的河流、农田、树林也是美好。

高中的课程和生活比初中更无趣，上课让人备觉煎熬，似乎总是心不在焉，一次又一次看手表，盼着下课的铃声。父亲的朋友任课时，有时会在台上叫我的小名，同学们则哄堂大笑，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上课时同学间会传阅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《知音》一类的杂志，还有杰推荐肖复兴的《初恋》和《一个女生的日记》，都是上一个时代女生们热衷的读物，竟然也看得津津有味，当然，竖着的小说外侧必须包裹着当堂课的教科书。很长一段时间和邦毅同桌，位置是最后一排的后面，整个这一排只有并排的两个座位，别无他人。他坐那里的原因是调皮，我坐那里的原因是老迟到，或许是由于晚上躲在被子里看书，早上总起不来，班主任李老师评价我总是“踏着铃声进教室”。但那是夸奖，因为更多的情况是踏着铃声还没赶到教室门口。若有同学在上学路上看到我，通常都会惊呼一声“你都来了”，然后撒腿就往教室跑。

最后一排的后面有个好处，比较自由，只要不手舞足蹈，讲台上的授课老师不大容易注意到。和邦毅一起最喜欢做的事就是“吟诗作画”。实际上很多诗也都是语文课本里的，比如《再别康桥》，只不过“吟”起来完全不考虑教参教辅，全凭自己感受，严重走样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语文老师却很喜欢我们，尽管我俩都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主儿。今天仍记得他的名字是刘本高。他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一节课跟课本全无关系，而是严重跑题到他年轻时的英雄史。周末通常也是开心的，因为有一天是在绘画老师的家里度过。老师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，那时担任母亲上过那所师范学校的美术老师。十几个同学在他那里学习绘画，可以自己带磁带在播放音乐，甚至是苏联老歌。自由而美好的时光，既不用考虑学业，也不用顾及批评家们反复强调的高不可攀的“学术”。高二的时候，我决定要报考美术学院，文化成绩尚可，不需要专门复习，于是高三时在北京和重庆分别待了几个月备考专业。

1999年，北京是第一次到，父亲将我送到我叫叔叔的他一哥们儿那里。叔叔在五棵松开一家规模很大的餐厅，单辟了一个包间不做生意，专门作为我的画室，还为我请了几位专业老师。餐厅的厨师、服务员和其他杂务人员轮流兼职做我的模特。他们很好奇，没事儿的时候总喜欢来画室参观，问这问那。甚至落地窗外有时还有人“窥视”，一位小朋友在观察多次以后领来了他妈妈。妈妈问，你教学生吗？我无以应答。在这里交了几个餐厅工作的朋友。二十多年过去，不知道当初的厨师和服务员今天是否还是厨师和服务员？与高考不同，专业考试都是报考院校自己出题，每个学校因为自己特点而具有不同的风格和评价标准。参加完北京的专业考试，又回到重庆参加四川美术学院的训练和考试。与那些坐在教室里埋首“题海”以备高考的同学相比，这段日子恐怕是“天上人间”。

录取的结果非常意外，不但北京的高校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未录取，而且四川美术学院的录取也完全换了一个我并未填报的专业。招生办公室的老师来电说，考试的文化分数很高，做研究很合适，干脆别画画了，录取到美术史专业。但是，我的专业分数完全够我填报的创作专业。当时丝毫不了解什么是“美术史”，招办的老师又说，如果不愿意，可以明年再考。在学校连唬带骗和父亲的建议下，我最终同意了，也许父亲也觉得这和他的历史专业多少有关系。幸运的是，上学之后发现，美术史很有意思。因此，大学的我几乎变了一个人，不但自学兴趣特别浓厚，而且上课还举手发言。在美术学院自由散漫的同学看来，这些行为怕是多少令人费解。

图书馆仍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，在这里，第一次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全面理解了“图书馆”。那时四川美院的图书馆还没有电脑，必须靠字母排序的索书卡查询借书。不过，这样的好处是，能够逐个翻阅借书卡，逐渐了解这所图书馆有哪些书，要借的书在哪里，书架上前后都是些什么书。书的排列是个技术活儿，再后来知道瓦尔堡架上书籍的“好邻居”原则，深以为然。报刊杂志亦是如此，单靠电脑检索，不会了解检索书籍、文献的前后是些什么，但它们其实是有联系的一个整体。没事儿的时候，还会逐个书架进行人肉检索，最后对这里的书在那个位置都极为了解，仿佛自家的书架。我和我的同学是这个专业创办的第三届学生，入学时系里只有三个年级，还没有大四。系里也尚未设置党委，总共只有四个半老师，除了四位专任教授，另外半个教授还兼任着图书馆长。由于系科初创，老师们比同学还积极，这算是学生们的幸运。

按照现在的标准，系里的教学相当不规范，但却极为自由，师生热情爆棚。教授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偏好现当代艺术，这符合四川美院的学风。而且，作为经历过80年代文化启蒙的一代，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西方情节。或许受此影响，我那会儿也对尼采、海德格尔、弗洛伊德产生了强烈的兴趣，半懂不懂的熬夜阅读。闲暇读物则逐渐转变为《北回归线》《在路上》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《城堡》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……大多数都不是在学校图书馆，而是系里的图书室里找到的。图书室的书单由“四个半教授”制定，世界范围内的1968年和中国的85新潮美术运动都直接传导给我们，使得自由主义倾向在全系扎根、蔓延。整整四年时间，都被那种理想主义的热情所萦绕。

岛子老师是系主任，我很熟悉，因为他也是我后来的硕士研究生导师。岛子，青岛之子，诗人出身，个性豪爽，烟酒均严重过量，但极为关心学生。一次去他家请教，岛师早早做好咖啡在家等候，我和另一位同去的同学蔚则诚惶诚恐。王林是系里资格最老的教授，90年代因做现代艺术文献巡展而闻名，他的课不但有专业知识，而且还有许多圈里的逸闻趣事。牟群是老愤青，他的课总是义愤填膺，充满批判感。王小箭曾于80年代任《美术》杂志实习编辑，见识过艺术圈的风云际会，也见识过这个圈子的风流云散。他在最时髦的时候去了美国。只不过在美国并不如意，妻离子散。我们入学正逢他回国不久，他家常常成为同学聚会的重要场所。没想到的是，多年以后，我竟然成为《美术》杂志的主编。“半个教授”费新碑偏好在图书馆授课，不过不久他就调任新职，到了北航工作。

对于一群应试教育走过来的高中生而言，无论是过时的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，还是时尚的德里达、奥利瓦和鲍德里亚，统统都很新鲜。教授们的学术倾向对同学有两个方面的直接影响，一是古典知识严重不足，二是当代话题无所不知。由于学生人数少，课堂经常会演变为辩论现场，或许，这是我后来走上艺术批评之路的一种重要催化剂。“人类”啊，“命运”啊，“灵魂”啊，这类词总是挂在教授们的嘴边和我们的耳边。课余，同学们则在学校旁边的老巢酒吧争论不休。现在来看，我们的水平很一般，但氛围却极浓厚。有时我整晚整晚不睡觉，也睡不着，看黑格尔、康德和尼采。通常的情形是晚上七八点开始看书，直到早上五六点结束，睡上两个小时后去教室开始新的一天。

收获很多，不在知识层面，而在思想层面。思想是灰色的，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得了抑郁症。学校离长江边不远，往下走是满是青苔、石头砌成的梯坎，穿过江边铁道职工的宿舍就到了长江。有时我会一动不动坐在那里，连续好几个小时的看江。世界上大河大江，只有两条东西流向，除了黄河，就是长江。人类沿水而居，横向的流动没有气候和植被的变化，这大概是中华文明绵延三千年的原因之一。夫子说，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。大江东去，流速不快，但毫无疑问，那种力量无法阻挡。江河也好，沙漠也好，相较于人生，绝对长久。在河边成长，也迷上了江河，那种永恒，山里的人不了解，平原的人也不明白。除了看书，看江，还看电影。那是什么时代呢？电脑用3.5寸软盘，汽车用卡带，电影靠VCD。办了VCD出租店的月卡，最多的时候每天能看五六部电影。

《The wall》早就反复看过很多遍，《underground》《熟食店》《饕餮至死》这类看，王家卫、杨德昌看，塔可夫斯基、安东尼奥尼看，周星驰、姜文也看。看《索多玛120天》时，室友秋生竟然在旁边端着饭盒吃饭，津津有味，我却不断忍住呕吐的欲望，真是奇异啊。突然想起中学，不时去租VCD一起看，既想看A片，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店里租片。结果就是整来一些不伦不类的片子。最早是在初中，有一次，勇找来一部《激情维纳斯》，看得我极度压抑，大概是多少对艺术有些认知。曦家有录像机，也有录像带，锁在他父亲抽屉里的A片也被我们在他父母不在的“恰当”时间拿出来播放，大约是通过这种途径，而不是学校的生物课，才了解女性与我们的不同。看长江也好，看电影也好，只能强化脑子里“不正常”的一方面。

另一位“曦”是我大学的师兄，因为严重抑郁症留级休学到我们班成为同学。曦和我一样喜欢摇滚乐，喜欢《浮士德》。魔鬼和智者打赌建造一座悬崖之城，奇妙的构思。曦常常晚上也在我那里睡，我给他准备地铺和被子，整晚聊哲学、摇滚乐、电影和文学。曦在原来的班级毕业时也在聚会受邀之列，他跟我说，今天班里一个SB说了一些SB的话，让人怀疑SB是怎么样一种存在。SB宣称，我们班人很少，但也是一个社会，既然是一个社会，就需要不同的角色，有领袖，有警察，也市民和罪犯。没有人愿意扮演SB，但一个社会总是需要SB的，如果没有人扮演，我就来扮演，我演了四年。就算我在一墙之隔，也很尴尬。每学期都领奖学金，学分总是最高，莫非我才是真正的SB。简直分不清东西南北。曦是苗人，毕业后回到家乡贵州一所大学任教，尽管那时我们非常要好，但此后却杳无音讯。或许失联是才最好的选择，这是最后的默契。

大学时的英语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刚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四川美院教书。她很漂亮，是同学们上课时议论的焦点，美术史的男生比较含蓄，同班的雕塑系同学则要奔放许多。一次，英语老师甚至课前声明，首先祝贺拿到奖学金的同学，但不需要专门因此约她吃饭，下面的男生们则一起坏笑。这是插曲，但大学和中学的一大不同是很多同学开始谈恋爱。这对我来说很新鲜，却莫名其妙地见证了不少美妙和悲惨的事情。佳哥住我们寝室对面，略大我几岁。某次一起乘公交的途中遇到高一年级但年龄却小一些的师姐，佳哥说：“这姑娘不错”。没过多久，他们成了男女朋友。大二开学，研究生桂彦带着我们迎新，他坐我旁边，对我说，台上表演的新生不错，随后他主动带着礼品去“探望”军训新生，结果很快也出双入对。毕业以后他们结婚了，但最终却闹得鸡飞狗跳，未能善终。

老何是四川射洪人。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杜甫的一首诗，不知为何，工部大人对此极有兴趣，匪夷所思。桂彦本科时在美术教育系，研究生考到我们系，那会儿常在他家看足球比赛。他对此极为热心，或许是因为他在本科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却没有任何朋友。有一次，老何曾因此泪流满面。而足球恰巧是一种需要团队合作的运动，一起踢球时，多少能够弥补一些遗憾。有时候人与人的缘分很奇怪，但就会发生。我们后来竟然然成为了博士同学。刚上博士时，系里一位老教授问，听说最近来了一个既会跳舞，喝酒还挺厉害的同学，你们谁知道？那就是桂彦。本科时，由于美术史系初创，师资严重匮乏，系主任岛子老师一箭双雕，让研究生来担任班主任，以勤工俭学为由给他们也发一份工资，老何也因此担任了我们班一年班主任。毕竟年长几岁，经历更多，他是一位合格的班主任。

大学时，我们寝室同住三人，二筒与我初中、高中都同校，大学更是同班。他看上了班里一位玲珑美女帆，常常出去约会，结果好的时候，会回来亢奋地“虐待”同寝室的秋生，不顺利的时候会疯狂砸大门或衣柜门，结果寝室门上留下了一个大洞，这是爱情的力量，巨大无比。秋生从湖南一个乡村来，开学没多久买了一个复读机，迷恋得不行，每天都连着耳机，拉开天线双手捧着左右摇晃，二筒很不解：“秋生，你扫地雷呢？”不久，秋生爱上了一个同班女生，我们都很惊讶，因为秋生身高明显低于平均水品，而他爱慕的对象是河南姑娘芳姐，能高他一头。当然没有结果，热心的二筒很捉急，迅速开始在师妹中给他物色，我也顺便敲敲边鼓。一位与他同为湖南籍的女生艳香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然而，秋生很不开窍，但是，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，一起逛街、放风筝，半夜给她打电话集体唱王力宏的“唯一”，终于有了结果。

秋生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很多，有时上课也挨着坐。他从未学习过绘画，而且对此完全陌生。他之所以在我们班，是因为他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看到有提前录取批次，其中，有一个不需要专业考试等附件条件的，就是美术史，同时湖南的招生名额又莫名其妙地多出来一个，他就这么偶然的与我们成为了同学。他是他所在那个村庄的第一个大学生，那还得了，开学时乡亲们敲锣打鼓送走的。然而，专业方面他一窍不通，而且也毫无兴趣，但我们也经常一起看电影或者相同的书。一次我借给他村上的《挪威的森林》，秋生看完之后久久沉默，随后独自出门买了一瓶老白干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。那会儿我们正是和小说中主人公相同的年纪。美术也好，文学也好，感染力相当重要。达芬奇也好，杜尚也好，总有一些东西是超越时代的。不过，秋生狂热于网络游戏，女朋友最终离开了她。多年以后我在798遇到她，我们都默契地未谈起秋生。

老李是我们这座小小百花园中的奇葩，有一次在《中国文化史》的课堂上，他突然站起来，大呼：“荒谬，荒谬”，搞得老师很下不来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老李总来我们寝室给他女朋友打电话，那个长得像王菲的姑娘是他高中同学。他躺在我的床上，手握话筒，娴熟地说：“我想您了”，估计对方说：“有多想？”，老李坏坏地回答：“思念很长，比电话线还长”，泡妞技术了得，简直是文学家。后来老李带着我全套摇滚乐CD去女朋友学校过暑假，不知道为什么分手了，老李则性情大变。我多年的收藏也被他留在前女友那里，下落不明。以后互联网兴起，再也没买过。曾贱长得像变形金刚，但号称浪漫，每每躺在桌子上听动力火车或迪克牛仔的歌，总是做出一副陶醉万分的表情。他对大学也同校的中学同学、绰号“孤单”的女孩垂涎三尺，甚至拿着玫瑰甘受冷风吹，但最终并没有结果，我总觉得他有自虐倾向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佳哥和曾贱特别热心于要给我找一个女朋友，曾贱甚至要将一个他认识的同乡美女介绍给我。我赶鸭子上架，佳哥说，你得搞浪漫点。毫无经验，完全不知所措。曾贱塞给我一盆金鱼说，今天晚上我就约她。我拿着曾贱的金鱼，按照计划送给了该女生。结果回寝室后，佳哥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，说，好像也不合适，这个姑娘读的是成教，很多方面以后都对不上。我想都没有，觉得他说得很对，后来就再也没联系。估计那个姑娘会觉得我有神经病。现在想起来，佳哥真是想是想多了，学生时代，哪有那么长远的事。不过佳哥自己的事倒处理得不错，跟师姐最终都留校，分了房子，生了个可爱的宝宝。

刚进大三，恋爱了。那是飘着细雨，但不必打伞的一天，进系楼里时，见到一个低两届刚入学的师妹娟从楼里出来。扎着两个麻花辫儿，迎面笑了笑，刹那间感觉整个城市的天空，只有她头顶阳光灿烂。问他们班长要了电话，约她晚上一起去学校附近的老巢书吧坐坐。老巢是学校附近我和一些同学爱去的地方，老板余姓三姐妹，和学校的学生都很熟，可以自己带CD过去播放，那里的书也很多，没事儿的时候看书聊天很舒服。气氛很宁静，甚至可以在那里看完整本卢卡奇的《理性与毁灭》。我们很快就成为热恋中的一对。大学时的恋爱极为单纯，一起看电影，参加办系里的活动、同学的派对，天气好的时候到校外骑自行车，或者周末去市中心逛街。恋爱总是让人兴奋，但在开头中的人永远也猜不中结尾。

娟也也是四川人，家在眉山的一个村庄。天府之国，东坡故里，尽管从未去过，但依山傍水，想必很美。娟刚出生时，她父亲在家里的院落中种下两棵桉树，计划未来作为她嫁妆的家具木料。然而娟并未像众多女伴一样留在家乡，早早结婚生子，了此一生，而是如愿考入大学。桉树悄然生长之时，我们相遇。阳光下，林荫下，雨伞下，节日夜色和满街彩灯映衬下，我们总是走在一起。她将QQ签名改为我为她写的诗，“我将自己的流年逝水，怒放成一朵声嘶力竭的杜鹃”。记忆最深的是我们沿着长长的铁路或者长江边漫步，就这么走着，走着，似乎永远不会停止。每每分离，即便短暂，车窗外总是她哭红的双眼。我向她挥挥手，感觉像是永别。

到北京读研后，娟从重庆来看望我，三十多个小时的颠簸，抵达时，她坐在老式火车上，带着两天硬座的疲惫，向月台上的我招手，灿烂地笑。我把她的行李拿下车，她仍然对我开心的笑。娟说，北方很冷，你怎么穿这么薄，然后拿她的奖学金给我买了件厚厚的羽绒服。历历在目，难以释怀。娟相信努力可以改变一切，而且，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。临近我博士毕业时，她过来在一个著名周刊的北京编辑部工作，我买了一套远郊复式住宅期房。然而，未等交房，我们却已永久分别。前后十年……。记忆中，娟仍在对我说，房子怎么装修，未来孩子们如何，孩子们长大离家后我们怎们生活……东坡诗云，“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”，往昔如图像般清晰。桉树们，你们是否依旧？不久前，一位身在身在日本的故人告知她在伦敦的近况，恍如隔世。

阿多诺说，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。离家万里，我再不写诗。我不写诗；天晴的时候，我不写诗；下雨的时候，我不写诗；飓风刮过，我不写诗；直到世界末日，我再不写诗。仍在家乡时，走在夜色中，我曾设想着，万家灯火，未来哪一间属于我？多年以后，在更宽阔的北京大道上，我将何去何从？父母总希望我到遥远但更中心的地方，实现他们最初的梦想。是的，我到了这里，但我该如何？陌生的城，陌生的人。从前外婆家有一个灰色的手提包，上面简陋的印着天安门的形象和毛体“北京”两个字，感觉就像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图画“天安门”，或者儿歌里“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门前太阳升”一样遥远。后来，我身在其中，每每路过天安门，从车窗中望去，仍觉遥不可及。或者，那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已，从不曾真正存在。

考研那年，已调职清华的岛师共招两人，除了我，就是段君。开学后见面，段郎第一句话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：“你是男生啊？”一方面，段郎和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喜欢这个专业，学习努力，也都喜欢KTV，通宵唱也不累。除了同样在京读研的曦和杰，来京工作的邦毅，他是我当时在北京最重要的朋友之一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我们又相当不同，我踢足球，而他打篮球。我踢球很讲规矩，而他在篮球场上总是上演全武行。我远隔千里有一个女朋友，而他的女朋友则是本地的复数形式，得加上很多个S。段郎的女朋友身份相当多样，不少我都一起吃过饭或者见过，有他曾经的同学，后来的学生，也有艺术家、收藏家，还有纹身师、发廊妹，甚至有一次是一位兽医，我始终也未想明白，兽医怎么会跟艺术史有交叠。学术方面，段郎总捅马蜂窝，一次是批评高名潞的“墙”展，一次是批评王小箭。两位都曾是我的老师，一起见面时，每每让我大汗淋漓，但仍然佩服他的勇气。

系里每学期给研究生有一定额度的购书补贴，我和段郎时不时骑车逛书店，最常去的清华南门外的万圣书屋，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，海淀图书城的国林风书店，有时也去更远的北师大附近的盛世情书店。如今，在互联网书店的竞争下，那些书店都已垮掉，我们买书都通过电脑或手机，很方便，但绝不能比拟站在书籍环绕世界中的感受。段郎喝酒海量，脾气暴躁。多年以后，仍时常在电话中说起刚才又和谁干了一架，让我准备好钱赔偿，总让我惊出一身冷汗。在学校里，段郎来往最多，学校外，中学时就要好的曦、杰和邦毅对我最重要。

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，但当我和邦毅捣鼓电子元件的从前，他从未显示过这方面的兴趣。其实他是法律世家出生，父亲在检察院工作，母亲在法院工作。大概是所选专业实在不对胃口，曦研究生报考了人民大学法律专业，离清华不远，所以我们常常周末一起聚聚，吃饭或者逛超市。曦毕业后到科技部下属某机构从事法务工作，似乎非常无趣，他最终辞职跳槽到一家有名的民营IT企业。中学时，他曾暗恋一个低一年级的女生，大名叫做“荷花”，简直跟莲莲、爱爱有一比，而且肤色很黑，像是来自赞比亚。尽管大学都在北京，曦也试图接近她，但却未能如愿在一起。我想，要是有段郎一半才能，曦何至如此？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曦的妻子，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姑娘，不过他一直避免跟我们提起妻子的名字，后来才知道大名“荷叶”，眼珠都差点掉下来，小说家也不会有这种想象力。曦何苦搭上自己的人生跟这种植物较劲儿？

杰念的是一所录取分数不低，但却名不见经传的学校。杰一直是一种什么都说的性格，尤其是在她因办公室恋情辞职后搬到清华附近后，大概是这里会总会钓到金龟婿。实际上上学时，他就有一个清华男友，学习机械或者自动化，记不太清，但是标准的传统清华男，有些生硬，喜欢用香皂而不是洁面乳洗脸。我到清华读研后，她、当时在京工作的邦毅和我经常一起外出骑行，有时会骑出几十公里。后来杰又跟一个电子系的男生恋爱了，人有趣不少。不过，杰身高1米5多，作为广东人的新男友却足有1米9，路上走在一起，会不会有点滑稽？那时杰在酒吧兼职做招待，一次叫上我在酒吧跟他男友聊天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她的新男友对艺术圈的新鲜事儿也有所了解。再后来，他们去了美国，我和邦毅去机场送他们，邦毅在分别时大声喊着：“去了那边好好改造”，旁人则侧目注视。

走之前，杰将她那里所有村上春树的书都留给了我。实际上全部都已经看过，但放在书架上也好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想起拿出来再看看。《挪威的森林》内页有一些油渍，也许杰那时一边吃辣条一边看来着。《太阳以西 国境以南》的封面可能曾被她用来垫刚从炉子上撤下来的锅，明显一大圈烧焦的痕迹，破损的地方甚至已经能看到扉页。这本书讲一个独生子的成长故事，不少有同感的地方。后来将这本书借给了一个同为独生子、要好的艺术家朋友驭天。半年后归还时，书的状况更加不容乐观，似乎放在锅里用油炒过。相比之下，杰用来垫锅算是善待了。杰后来和190男友结婚了，现在住加州湾区的一所大LOFT中，时不时出去远足宿营。杰说他们附近有一所收藏达利作品颇多的博物馆，她说，老公懂得很多相关知识，但对艺术本身的感受力却很差劲。哈哈，杰总是那么自信。

博士毕业后不久，我与娟分手，真是无奈。再不久，我结婚了。妻是艺术家，也从我博士就读的中央美院毕业，我读博的时候她仍念本科，我拿到博士学位那一年她刚考上硕士。身处同一学校，我们其实并不认识。第一次碰面是在一个展览中，刚毕业工作没几个月的妻是参展艺术家，而我是评委。第二次碰面是在798艺术区，在我策划的一个展览上，妻并非参展艺术家，她拜托她同系的一位师兄带他前来，因为这位师兄恰好是我的朋友。过了不久，妻约我吃饭，我拒绝了，因为不喜欢和陌生人独处。第二次实在不好意思再拒绝。妻工作的单位离我办公室不到两站路，她说，我离你很近，今天没开车，下班你来接我吧。天气渐凉，我默默地开车，红灯绿灯，左转右转。妻突然问起感情状况，我说刚分手，气氛尴尬。

吃的是日料，跟艺术家吃饭，聊的自然是专业话题。记忆中似乎是我一直在说，心情不佳，或许是为了掩饰尴尬，总不能埋头一顿大吃。说话的空隙，妻毫无征兆地说，“你考虑一下我吧”。非常意外，也许，我仍属于过去的那个腼腆和含蓄的年代。饭后我送妻回家，在我们学校对面，高高的塔楼，一家一户，灯火明亮。不久就是春节，除夕前，我开着车，默默送妻到火车站。老式的列车已然被高铁取代，就像电视取代书籍，电脑取代电视。春节后不久，妻和我正式成为恋人。第一次正式约会是去拜庙，西郊潭柘寺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选了那里，或许是因为没有比寺庙更安详宁静的地方了。途中邦毅来电，我一手扶着方向盘，一手接通电话，邦毅用颤抖的声音说，你明天陪我去做加强核磁。我说好，心里暗自感觉不妙。庙里有一棵柏树和一棵柿子树依偎生长在一起，据说是预示百事如意。我和妻并排沿石阶往上走，妻突然挽着我揣进口袋的手，我们继续默默地爬着山。她请游人为我们在寺门拍了一张照片，我穿着藏青色的大衣，妻穿着棕黄色大衣。冬去春来，天气已日益暖和。

随后不久，我卖掉原来的房子，在离妻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套公寓，妻原来的小房子则用于出租。我必须有书房，妻必须有画室，由于对面积的要求，我买了一套十多年前建成的宽敞复式住宅，位于一幢没有的电梯的楼房顶楼。六楼是客厅、餐厅和卧室，七楼是我和妻的工作区，我敲击键盘时，妻则画图或刻版，就算敲敲打打，也不致影响楼下。楼外黑夜袭来，室内灯火通明。

工作日的早上我将妻送到单位然后去自己办公室，下午同样接她回家；休息日和在家的时候，我看书作文，妻则画画。喝茶、聊天，看电影，有时外出吃饭、参观展览，以及参加朋友聚会。家里养了一缸锦鲤，以及一只猫。猫是英国短毛猫，名叫桃子。桃子很可爱，尽管时不时喜欢跑到床上尿尿划地盘，但它始终温顺。没有比猫更敏感的动物，桃子刚到家时只有两个月大，刚刚断奶。我抓住桃子脖子轻轻抚摸时，它不断以咕噜声报以感谢。更多时候，桃子喜欢自己呆着，洒满阳光的窗台，柔软的沙发，或者我的腿上，都是它的最爱。有时，桃子会耐心地趴在大鱼缸的边缘，如果有鱼浮上水面，它便毫不犹豫地的一巴掌从水面斜拍过去，鱼儿则忽地画弧飘落地面。桃子并不吃鱼，总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扒拉着玩儿。有时来得及将鱼儿放回鱼缸，有时则为时过晚，活脱脱一对冤家。

妻怀孕的时候，桃子送人了。十年过去，从两个月大就跟着我们的桃子恐怕早已老态龙钟。猫生如人生，那么可爱的小奶猫，无奈啊，生命有崖。大约樱花也是如此吧，瞬间绽放，瞬间凋零，人生也因时间的流逝才美好。打小桃子的眼神就很忧郁，这些年，她做过母亲吗？婚后两年，母亲旧疾复发，癌细胞转移到肺。我赶回重庆，看着躺在病床上等待手术的母亲，她说不用担心，生死有命。固然，生死有命，但我是她的一部分，他若活着，我就活着，她若不在了，我也不会完整。手术很顺利，主刀大夫是表哥同学的同事，也是艺术爱好者，母亲住院期间，我不得不陪着他参观了许多假到家的文物收藏，成对儿的锻造青铜器，一块都不缺的金缕玉衣，还有万历皇帝的金冠，郎世宁绘制的雕花屏风，以及显而易见泡在酸中“优化”的玉镯，简直一套糊涂……所幸手术很顺利，对赝品的忍耐也算有所值。

随后不久，我被单位派往美国几个月从事一项研究，妻也因工作变动调到创作部门颇为闲暇而随行。母亲说，放心吧，不要担心我，你去发达国家要好好学习。初到美国，人生地不熟，然而，竟在曼哈顿遇到一位早就认识、已移民美国多年的艺术家。他说，晚上到我家吃饺子吧。我们买了红酒前往，饺子上桌，窗外曼哈顿灯火辉煌，窗外坐在台阶上的黑人兄弟吸着大麻，不知身在北京还是纽约。大都会博物馆留住了我们整整四天，虽无法与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一较高下，那里的藏品仍然丰富。希腊罗马的旧物固然不如，但晚近的艺术却过无不及。恰巧我的项目是当代艺术，主要是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在美国被传播和接受。大街上朴素的普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当代艺术，但它们在美国的市场表现却相当突出。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国际资本和国际政治成就了中国当代艺术，但也扼住了它的咽喉。

从纽约到华盛顿，庞大的史密森博物馆群让人流连，再到昔日的工业重镇匹兹堡，住在离学校不远高名潞老师位于Green Filed的House里，他全家都正好回了北京。这里的生活很惬意，白天可以去天然的大公园溜达，晚上则可以在自家的院子里吹风；本田Accord样式过时，但也还算车况良好。不过，汉堡披萨却不能每日重复，煎炒炸和辣椒的滋味让人想念。亚洲超市应有尽有，然而，煎炒操作差点引来消防队。厨房铃声大作，我们还不明所以。一位留学在此的清华师妹慧花两万美元买了一套工人区老房子，她未在此时，一位访问学者住在她家。她家的油烟机下齐地全方位包裹着塑料布，严严实实，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。就在这时，妻怀上了多多，我不得不将工作集中在短时间内快速收集资料方面，正式论文的撰写只能留待回国再进行。

返京后的日子很轻松，我照常上班和写作，妻则因为行动不便而更多时候在家画画。每个月都会给肚子里的宝宝做一次体检。神奇的生命，从祖父母到父母，从父母到我，从我到孩子，生命如此延续。医院在离家不远的公园里，每次产检后我和妻都在公园里散步，规划宝宝的成长与未来。多多的出生惊心动魄。我们在按时在预产期入住医院，多多始终不肯出来。出生当天，妻背扛止痛棒在床上辗转，我刚吃饭午饭看着心跳监控。监控仪突然停止，我以为是胎心位移所致，然而无论如何移动监听位置都不能恢复。冲出房门大呼医生，负责护士赶来调整设备仍不奏效，迅速跑出房门大喊“大夫，大夫”，刹时来了五六人，松掉移床的轮闸，推着直奔手术室。产床在惨白灯光均匀照射的笔直通道中快速滑行，就像电视中的剧情。

我扶着床沿连奔带跑，时间仿佛停滞，终于抵达手术室。半小时后，护士推着躺在小车上的多多先出来。多多闭着眼，全身通红。奶奶和姥姥转惊为喜，围着多多高兴不已。不久妻也出来了，大夫说母子平安，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地。但好景不长，傍晚时分，姥姥心脏不舒服，是之前惊吓所致，而且很快变得严重，呼吸困难，不能站立。妇产医院没有产科和儿科以外的科室，事情陷入了几个小时前同样的境地，我和姥爷争分夺秒将姥姥架上车，一只手驾车闯红灯直奔最近的综合医院，另一只手给心血管科的表哥电话咨询如何处理。好在姥姥备着硝酸甘油，一切仍在控制之中。情况稳定后，二哥两口子过来协助处理，我赶回妇产医院照料妻和多多。有惊无险，终于松了口气。从未体验过的惊喜和疲惫交杂在一起，我沉沉地坠入梦境。

按照家里传统、汉代取名的方式和五行八卦，多多的大名叫做盛循，父亲专门为此写了一大篇书法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总是喜欢推着尚不能步行的多多到河边遛弯嗮太阳，非常惬意。微风袭来，肩头的多多无比震惊：什么东西？明明就在脸上，怎么却看不见。哈哈！原来的小区没有电梯，没有地下车库，汽车在都地面行驶和停放，小朋友无法在院儿里安全玩耍。于是，我和妻卖掉原来的两套房子，购入临近一套大一些人车分离小区的大平层公寓。两年后，希米也来到这个家庭。和多多一样，希米的到来也很意外。我希望希米是个女孩，上天满足了我的愿望，将她赐与我。这一次，相同的是，还是这家医院，不同的是，大夫把我叫到产房内。第一次进手术室，无影灯下，医生和护士将希米从妈妈肚子里取出，剪掉脐带，包裹薄毯，安置在专门的小手推车中。希米同样闭着眼睛，全身通红，过了好一阵才开始哇哇的叫起来。

回到房间，多多兴奋地双手趴在推车边缘，踮着脚尖往里看妹妹，时不时用手指戳戳她的脸蛋儿或者耳朵。妻希望希米跟她姓，尽管不合常理，但我仍同意了。按照同样的取名方式，希米的大名叫做王笈。多多属猴，白羊座，爱着急，哭起来不将自己哭得喘不过气儿不罢休。希米属狗，双子座，调皮许多，哭对于她来说是手段，达到目的就可瞬间破涕为笑。这一次，奶奶和姥姥都未在医院，姥姥没来是因为吸取上次教训，怕她情绪波动；奶奶和爷爷仍在重庆，没来是因为身体不适，总觉得不是好兆头。一年以后，母亲和父亲说要过来轮换照顾孩子们。母亲知道，如果再不来看看孩子们，就再也没有机会。那时晚上母亲常因疼痛不能入睡。在全家一起去相馆给希米拍周岁照时，母亲锁眉合眼坐在长椅上，非常难受。在这里，她留下唯一一张跟孙女儿的合影。检查结果不容乐观，癌细胞骨转移，扩散多处。我知道，她可能将看不到孩孙子和孙女长大了。

父亲沉着脸，一言不发，我知道，这是他最难过的表情。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如何呢？除了那张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结婚证，我完全无从把握。有了我以后，最常见的情形是母亲做饭，父亲看书，我在家里瞎折腾。婚姻，真是奇怪。我和妻婚礼那天，大雨过后，公园的草地干净清新，阳光放肆地洒在人们身上。妻拿着话筒对众人豪言壮语：我们要成为灵魂伴侣。我默默想着，灵魂伴侣是怎们回事儿呢？心心相印固然美好，固然理想，但不需要一起努力就能万事大吉？灵魂伴侣，会不会太过于消极？7年后的春节，新冠病毒袭来，单位停工，社区封闭，母亲的病情恶化很快，我们决定再做一次大型手术，在短暂的恢复后，癌细胞肆虐，已无法挽回。困在家中有如囚徒，更无力改变现实。柜子里的存酒迅速减少，新快递来的酒迅速增加。倘若长醉不醒，该有多好啊。

旅行初步解禁后，我赶回重庆。最后一次守护在母亲身旁。她已经不能行动，甚至不能言谈，我坐在病床旁，将脸埋在她手中，还是那双手，仿佛回到童年，母亲还说着，你怎么老是牵着妈妈的手啊，真像个女孩儿。她走的时候，窗外忽然狂风大作，心跳记录仪长鸣不止，显示屏画出一道长长的直线。世界上最疼我的人走了，以后再没有叫“妈妈”的机会了。隔着一道厚厚玻璃墙，那边就是火化室。现实真够残酷，母亲正在被烧掉。好想立即砸碎玻璃，关掉火化炉的开关，再看她最后一眼。墓地是母亲早就选定的，但她却从未去过，因为那时她已不能正常活动。我提前去那里签订合同，心有不甘，却无可奈何。葬礼上，“端公”念着符咒，我茫然地看着。凌晨去墓地弯弯曲曲的山路，没有尽头，注定永远无法忘却。

料理完母亲后事，回到北京，我陷入全天候的情绪崩溃中，但不能让人知道，必须装着笑对一切。一天工作的疲惫后，回到家里，多多和希米拉着我的手说，“爸爸，你陪我玩儿”，牵着两只软软的小手，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，心都融化了。希米开始学看图说话，我指着图上一只趴在树上的虫子问“希米，这是什么？”希米不假思索的回答“niao fan”。我疑惑的问“那是什么？听着像英语呢？”不明所以的希米急不可耐地补充“就是鸟儿的饭饭啊”。开始认字的多多则拿着《人类简史》问我，“爸爸你最喜欢历史上的什么时代？”我回答“文艺复兴。那你呢？”多多高兴的说“工业要命”。哈哈，工业不但要钱，而且要命。跟孩子们相处的时光总是最有趣和最美好的，无论时光如何变迁。

与只有夏冬的南方相比，北京的春天和秋天都非常迷人，春日万物萌芽，随后百花盛开，秋日酷暑渐退，硕果累累。但不靠谱的妈妈总是不在，大年初一也不在，即便是罕见在家时，也不断对多多和希米怒吼，“你们烦不烦啊,出去！”。可怜的孩子们。多多和希米每每央求我，“爸爸，你带我们去公园玩儿吧”。帐篷、地毯、便携的桌椅全都放在后备箱，我们最常去的是大望京公园，出发之前，希米总是不忘带上好吃的。草地上，多多拿着玩具枪对着我：“爸爸，你中枪了”。玩累了，我们仨躺在帐篷里或吊床上，有时直接在充满新鲜味道的草丛中休息，听儿歌、讲故事，蓝牙音箱里传来《千与千寻》的主题曲，游人看着我们，投来羡慕的眼光。我陪着孩子们，但其实也是孩子们陪着我；多多和希米对爸爸说谢谢，爸爸也从心里对多多和希米说谢谢。

记忆从深处袭来，人生四十，记忆如影随形，有的需要，有的不再需要。愉快的一切都应该被珍藏在内心深处，否则就没有勇气面对未来；不愉快的一切都应该永远忘记，不然根本无法开启新的旅程。一开始，记忆像行囊，轻松地跨在背上，自以为取舍有度，拿捏自如；后来却莫名其妙如痼疾般落地生根，不但无法摆脱，而且日益沉重。儿时，在外婆的森林里，头顶阳光灿烂，脚下树影斑驳，清风徐来，树叶沙沙作响。现实中，吊床在林间来回摇晃，多多和希米并排躺着，享受地望着蓝天绿树。“爸爸，你过来啊”。搂着孩子们，我们仨一起虚眼仰望晴空。飞鸟从流动的白云间掠过，不知是行进在外婆的森林里，还是摇晃在我们仨的吊床上。过去与现在混杂在一起，悲欣交集。历史这种东西是有情还是无情呢？在没有生命之前，风就已经在这个星球肆掠。然而，唯有经验永恒，回望往昔，一切仿如碧风拂面……

2022年于蕤园